[摘要] “他们，就是签了赔偿协议，搬出去，然后现在又搬回来的。”董珍指着不远处的两人：“在心里面，我们已经跟他们分成两派了。”
“他们，就是签了赔偿协议，搬出去，然后现在又搬回来的。”董珍指着不远处的两人：“在心里面，我们已经跟他们分成两派了。”
9月底的一个傍晚，71岁的沙沟尾老村村民董珍吃完晚饭，习惯性地踱到老村的一个公厕边上。村里几位老人坐在那儿的两个破旧沙发上，大家正在聊天。聊着聊着，老人们又谈起4年前那份没签的拆迁赔偿协议，当一对同村的中年夫妻来上厕所时，董珍等人压低了声音。
2011年，隶属于昆明市高新区沙沟社区居委会的沙沟尾老村启动拆迁改造，但只有部分村民签了协议。村子就此埋下了看不见的裂痕：一边是签协议的，一边是没签协议的。
如今，沙沟尾老村的房子还没拆，人心却已渐渐离散。
拆迁
虽然空房还未被拆，但是未搬走的村民和已搬走的村民，已经分成了两派。双方明里虽然没有冲突，但是暗里存有隔阂。
董珍体型微胖，面色有点红润，这让她看起来比同年龄段的其他老人更显年轻。她出门常戴耳环，几个月前左边的耳环丢了，她就只戴着右耳环。在村里其他老人眼里，董珍是个“会唱歌的人”，常参演一些晚会节目，“晓得村里面很多事”。
沙沟尾老村的村民之所以分成两派，这还要从4年前的拆迁改造，以及更早的生活变迁说起。
在村民们的记忆中，被城市化浪潮席卷之前，沙沟尾村是个田多人少的村子，与周边其他村子相比，生活算是宽裕的。但自1992年起，在一轮又一轮的城市开发建设中，沙沟尾村的田地逐渐全被征用。
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田地，村民们只能洗脚上田，“过着既不是市民，也不是农民的生活”。沙沟尾村不再宁静，村民的心也不安定。这几年，董珍越发感觉到，身边的人，包括她自己，比以前更焦虑了。“现在经济条件比以前好，但是个个都怕过得不好。”但是，她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原因。
与董珍的不吐不快不同，62岁的董大爷沉默寡言，习惯坐在一旁听他人谈论，他自己则陷入沉思。头上灰黑色八角帽遮挡住了他的表情。
“没田没地，没有生活来源。年轻人只能在外面打工，老年人在家里没什么活路。”董大爷说话慢，就像是做总结。“地是农民的命根子。”
现在，田地没了，房子就成了村民的命根子。
9月9日中午，董大爷背着手，微弓着腰出门散步。走到村里一栋空荡荡的4层楼房前，他停下脚步抬头看房子。房子早已没有住人，门已被砖封堵起来，一楼的窗户被塑料袋遮盖，墙上有红漆喷的“拆”、“验”大字。墙体外侧布满绿色痕迹，排水管口不停往下滴水，“嗒嗒嗒”滴在水泥地上。此时，在周边楼盘的工地上，施工机械还在“哐当哐当”地响着。
如今的沙沟尾老村，无人住的房子与有人住的房子交错分布。这一景象，已有4年之久。
2001年，沙沟尾新村从老村分了出去；2008年昆明启动城中村改造计划后，2009年10月沙沟尾新村就启动拆迁改造，2011年9月完成了所有拆迁工作。现在的新村，已是经典明苑小区。
当新村启动拆迁改造时，董珍就有了担忧：“村子分了没满10年就拆了，哪天怕也会轮到我们老村。”
董珍的这一担忧，不久就成了现实。2011年当沙沟尾新村完成拆迁后，老村也被纳入城中村改造范围。当年，老村的106户村民与开发商签了协议，之后就拿着过渡费搬到外面租房住。搬走时，他们把房屋全都清空，等着拆迁队来拆。
然而，4年过去后，这106户村民的房子还在——因为剩下的14户村民没有与开发商达成补偿协议。老村的拆迁改造计划现在处于停滞状态。
“村民（指剩下的村民）觉得拆迁赔偿低了。”该村小组长张红岗说，“开发商则认为，按村民提出的赔偿标准，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，担心没保障。”
这一停，让沙沟尾老村的拆迁改造项目成了“半拉子工程”。虽然空房还未被拆，但是未搬走的村民和已搬走的村民，已经分成了两派。双方明里虽然没有冲突，但是暗里存有隔阂。
分裂
“以前过个节，村里热热闹闹的，现在都成什么样了？现在邻里之间的关系像是租户，各不往来，互不关心。”
沙沟尾村村委会的办公室里，“沙沟尾老村回迁方案”贴在墙上。这是一张现代化的城市小区规划图，有13栋高层住宅，其中3栋属于回迁房。
这个将沙沟尾老村囊括在内的规划方案，现在只完成了一半左右，建成的部分位于老村东北边的怡合景苑小区，这个2013年开建的小区近期已开始交付使用。意味深长的是，小区临近老村的一堵围墙上，安上了带刺的铁丝网。
老村的106户村民在外租住4年后，前不久陆续办了接房手续，开始装修怡合景苑小区的新房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一些村民返回老村，把空置已久的老房子也装修一番，打算用来出租。
这一举动，让那些未搬走的村民颇为反感。65岁的下岗工人张武易，一个常用“消灭”“抗战”等词的人，把那些已搬走的人称做“汉奸派”，而没搬走的，他就叫做“抗战派”。
张武易下岗已逾20年，此前打过各种零工，现在顶替老伴做环卫工，每天早上6点起来扫地。“房子不好租，不然就不来扫地了。”
张武易扫地时，常穿一双黑色皮鞋，在里面那件领口已磨破的蓝色衬衫外面套上橙色环卫服。下岗后，他不幸患了白内障，戴着一副自称“有1000度”的黑框眼镜。
虽然儿子儿媳已住上了新房，但张武易和老伴仍在村里当“抗战派”，因为他还要经营房屋出租生意。但是，那些已搬走的村民回来装修房子后，他就不高兴：“以前好租，现在不好租。那些人再回来装修、出租，其他房子更租不出去了。”
其他未搬走的村民也担心租房生意受影响，也很关注已搬走村民的动态。
9月10日中午，几个工人正在装修一栋3层民房。这栋房子的主人搬走后，窗户框架全部被清走，屋内墙皮剥落，红色大门锈迹斑斑，水电表也没了。工人给这栋外侧墙体上还留有“拆”字的房子重新粉刷，大门刷上红漆，用石膏粉刷了墙体，窗户又重新安上框架，水电表也准备重装。
几天后，房子装修好了，房子的男主人回来了。“这是我自己的房子，我有权决定怎么用，别人管不着。”房主40岁左右，留平头，讲话时双手抱在胸前，对其他村民的看法不以为然。“我们在外面住得很好。”他说，“他们不想搬走，那是他们的事。”
“现在村子烂透了。”只聊了几句，他丢下一句气话，然后径直走进屋里，关上红色铁门。
这句气话，村里不止一个人说过。“以前过个节，村里热热闹闹的，现在都成什么样了？”董珍回忆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修路、盖房子等大事，村民都是集体出动，“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大家一起做”。
到了八十年代，虽然分田到户，但村里流行帮工。董珍家盖房子，亲戚及其他村民都过来帮她，“不用出钱找人来帮”。其他家盖房子，董珍家也帮忙，当作是“还工”。遗憾的是，这种关系早已瓦解，如今邻里之间往来越来越少，盖房子都要请人，“有钱才往来，不给钱不帮忙”。
董珍家儿子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在邻居家门外玩耍，当时正值中午，太阳很晒，邻居一位老人拿出一把伞，给孩子遮阳。“现在我孙女在外面玩，遇上太阳辣或者下雨，我从没听说过有人给她伞。”董珍感慨，“有时候觉得，现在邻里之间的关系像是租户，各不往来，互不关心”。
谈及邻里关系，一个40多岁的村民更是生气地反问：“你看现在村里的房子都成这样，还谈什么村民之间的关系？问得真是奇怪。”
隔阂
碰见搬走的邻里、亲戚，张武易仅限于简单打个招呼，以往爱聊的家长里短，都不说了。“在一起没什么可讲的。”
张武易记忆中的沙沟尾老村，是个“亲上加亲”的村子。村里盛行联姻，以至于“半个村子都是亲戚”。搬走的和没搬走的，彼此也不乏亲戚关系。“大家都是亲戚，你也不好说人家什么，见个面还是打招呼。表面上跟以前差不多，但是心里面有隔阂了。”
张武易在村里有五六家亲戚，其中有两家4年前搬走。这两家亲戚现在已住进怡合景苑小区，虽然小区就在村子的东北边，但是几乎没有了来往。
有一天早上，张武易出门买菜，在村东口碰见一个亲戚，骑着电动车从小区出来。
“去哪点？”张武易打招呼。
“去买菜。”对方回答，并礼节性地问张去哪里。
“我跟他说，我也是去买菜。”简单地交谈后，亲戚说了声“那我先走了”，然后一个人骑电动车走了。”张武易回忆，对方没有提出载他一程，他也不想坐对方的车，“还是我自己去好点”。
“要是以前，就会聊上一阵，或者是一起去买菜。”张武易说，他碰见搬走的邻里、亲戚，仅限于简单打个招呼，以往爱聊的家长里短，都不说了。“在一起没什么可讲的。”
董珍比较不同。她放得开，跟人家更谈得来，不管是见着亲戚还是相熟的村民，她并不介意一起聊天。但是，她不会跟那些已搬走的人，包括她的亲戚聊拆迁、赔偿的事情。
董珍有两个儿子，都已成家立业。2011年之前，大儿子住在董珍夫妇上世纪盖的老房子里，小儿子结婚后住在2010年盖的新房里。董珍跟小儿子住，老伴则跟大儿子住。2011年，在决定是否签拆迁协议的关键时期，大儿子没跟董珍通气就签了协议，
消息是半个月后大儿媳告诉她的。
董珍很生气，便责问大儿子：“房子虽然说现在是你在住，但那是我们老两个辛苦盖起来的，要拆了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！”
大儿子当时顶了一句：“签都签了，你说我咋个办？”
董珍一气之下，再也没去过大儿子家，大儿子搬走那天也没跟她说。直到今年7月，大儿子家搬进了怡合景苑小区，她才去过大儿子家一回。现在谈起这事，董珍还是生气，连连说“真是烂透了”。
75岁的村民董平，4年前也因为签协议这事，与他的一个亲姐姐关系骤降至冰点，直至今日。
董平的亲姐姐嫁在同村的一户人家，和他家相距不远。他和姐姐关系很好，平时也经常串门。后来姐姐搬到了昆明市内的新房住，但两家也还一直保持正常的亲戚关系。
2011年沙沟尾老村启动改造，董平家觉得拆迁赔偿低，没有签协议，而他的姐姐一家则想签协议。
“我那天上午跑去她家劝说，后来老妈子（指董平的媳妇）也去了，喊她不要签。”董平回忆，“我姐上午什么也没说，但是到了下午，一声不响就签了。都这样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”董平说，他从这事中体会到，如今“跟以前不一样，人心已经散了”。
对于姐姐当初的选择，董平并不愿谈及更多。他说后来他理解了姐姐的难处，但两家不再经常来往串门了，“除非生病了，买点东西去看下”。
石碑
村名碑立起来后，张武易觉得这是好事，“有利于‘抗战’”。但他忽略了一个细节：村名碑的背面，刻着“和谐”两个大字。
虽然沙沟尾老村的拆迁已停止，但是董珍、张武易和其他老人仍在担心，村子可能不久后的某一天就要被拆掉。
“村里的老人平时交流时，都流露出希望给子孙后代留个纪念的想法。开会讨论后，决定留个性的东西，即使以后房子拆了，也能保存下去。”张红岗说。
今年5月，该村老年协会提议，立一个村名碑。“祖宗几代都生活在这里，以后万一小区盖起来了，怕后人晓不得沙沟尾村在哪点。”董珍说出了村里老人的想法。“即使以后老人不在，年轻的都搬走了，也还有个石碑在那。”
立村名碑的提议得到了该村小组的支持。村老年协会会长及村里多名党员专门去考察立碑地点和选材。后选中了一块市值5.5万元的大理石碑，并讨论确定刻在石碑上的内容。
7月23日上午，在沙沟尾老村东口，10多个村民把这块高约4米的大理石碑立了起来，地点在一块事先辟出的空地上。
这10多个村民中，没有已搬走的人，从提议到立碑，搬走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。他们是在怡合景苑小区交房，以及部分人返村装修老房子时，才得知村东口立了块石碑。
“（立石碑的事）全部都赞同，是个好事。”张红岗肯定地说。
虽说这块村碑是以村集体的名义设立的，但也有村民认为，“村集体”不应该包括已搬走的人。张武易就觉得，已搬走的人“虽然户口还在村里，但是已经不算我们村里面的人了”。
这块村名碑立起来后，张武易觉得这是好事，“有利于‘抗战’”。老人觉得，它可以帮“抗战派”的村民，“对抗”已搬走的村民。
但是，他忽略了一个细节：村名碑的背面，刻着“和谐”两个大字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董珍、张武易均为化名）
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田地，村民们只能洗脚上田，“过着既不是市民，也不是农民的生活”。沙沟尾村不再宁静，村民的心也不安定。这几年，董珍越发感觉到，身边的人，包括她自己，比以前更焦虑了。“现在经济条件比以前好，但是个个都怕过得不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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